第三篇：在羅馬服務（一九三三－一九五八）
一九四二年
這次世界大戰，證實了「夫至大」和「教會事件」兩道通諭有關本籍神職的先見之明。從駐衣索比亞宗座代表卡斯德拉尼蒙席（Castellani）寫給我的信中可豹窺一斑：
「在必須離開衣索比亞的人群中，也包括所有義國傳教士，毫無挽留餘地，他們必須在六月離境。我緊急向擁有不少衣索比亞及司鐸的修會求助；結果哈辣爾教區派來四位，底格當加派兩位，厄立特利亞也送來五位司鐸；此外，更有十四位本籍修女支援，總算勉強能應付教會的急需……。」
遠在一六一五年，教宗保祿五世，已特准中國教會用中文舉行聖教禮儀。翻譯工作很艱鉅，由利瑪竇開始，後來利類思透過一些學者的協助才大功告成，共翻譯了羅馬禮規、彌撒經、日課經、聖母小日課、已亡日課、送終經，以及聖道茂的神學集成。特准和譯文都俱備了，可惜沒有流傳下來。
去年五月二日，教宗賜見時批准了在新幾內亞、中國、日本、印度支那和印度等傳教地區，可使用本國語文禮規經。今年同一特許，也推廣到非洲各傳教地區。這些特許，對傳教工作向前邁了一大步，我內心極感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