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
‧保教權問題保教權在中國行之有年，皇帝被迫承認主教及傳教士享有親王及巡撫同等地位的禮遇，他們也都可自由晉見官員。若有困難，法國更以老大哥姿態向政府施壓，因而導致拳匪之亂。但傳教士卻未因此而得到教訓。有些教區更發了「拳匪財」。因此教會在中國知識界心目中成了不可解之結。但有不少教外貧苦階級，為了尋求保護和救助才加入教會；而罪犯也視教會為藏身地。縱使因此而教友數字增加也無可誇耀之處。
中國是個古老國家，有其自尊，像是一個落魄、窮困和軟弱的貴族。雖然國家戰敗了，受到了恥辱，但仍保持著閉關自守的習慣，對外來侵略雖難以招架，但内心卻不屈服。對强下訂立之保教權更深惡痛絕；若有知識分子接受基督教會，就等於否認中國過去光榮的歷史，也就等於出賣祖國。尤其再加上中國的革命運動和共黨的煽動，都促使我當機立斷，改絃更張：用十字架代替外國旗；用中國法律的保障來代替外力的政治庇護，趕快成立本籍聖統。不再顧忌少數西方人的憂慮──認為中國人較遲緩，溫和而不穩定。但他們卻很勤勞、節儉，有崇高之文學及藝術素養；何況，並不是讓中國主教去管理歐洲教區，而是讓中國主教照顧自己的同胞，有何不可？
每次有傳教士遇害，列强馬上就乘火打劫，獅子大開口，乘勢作態。有一猶太銀行從業人員諷刺說：「為義而受難的人是有福的，因為要領受賠款。」而這些款項有部分來自地方，因而引起地方人士仇恨教會。這次梅神父遇難，我雖無傳信部指令，但堅決反對在基督徒的墳墓上做賠償交易。我認為中國政府做點適當的精神上的補償，這樣，中國及教會都挽回了面子也就夠了。經過我的側面指導，政教雙方在和諧的氣氛下順利解決了這難題，調解會中當場樂捐了一筆錢，決定蓋一所梅神父紀念醫院；一位高級官員説：這樣維護了國家的尊嚴。
我把結果報告給嘉斯巴利樞機，他非常贊成我的決定。後來聖座指示説：「為死難的血而要求賠償，有違公教精神；若教區要求適當補償，只可向匪徒索賠，不得向政府要求；若需談判，不可經由外國公使，只可透過宗座代表代為交涉。至於被害傳教士之家屬向政府要求合理賠償，聖座不參與交涉。」
其實，早於一八七○年遣使會謝神父及十位仁愛會修女在天津遇難後，北京代牧田嘉壁（Mons. Delaplace）主教就反對賠償交易，他以宗徒的胸懷私下解決了問題。
福建的兩個代牧區，屬於菲律賓西班牙道明會，類似一個宗教殖民地。
早在十三世紀就有方濟會士在福建開教，可惜隨元朝滅亡而消失。道明會於一五九○年來此建立代牧區，三直年來不少人為主殉道。曾先後有過兩位主教和中外神父各六十餘位在此從事福傳工作，今天共有六萬四千多教友。
我在二月視察時發現教友充滿了基督的觀念，但多屬貧苦階級──農漁民和小販。
一八八四年法艦在福州消滅了中國艦隊。法國人揚長而去之後，中國人遷怒到教友身上，認為是他們告的密，因而把福建教會整得損失慘重，教友四散奔逃。現在總算緩和下來。
福建的傳教區三百年來仍由外國人主持，變成修會的受封地，代代相傳，無意建立本籍教會。假如宗徒到羅馬，三百年之久，都由猶太人當主教，羅馬是否能歸化？我只就事論事，不作任何批評，只作建設性研究。我想各修會的會祖都會同意我的看法。我們應除掉使億萬教外人皈主之障礙。
二月二十二日乘小船離開汕頭，經過羅文藻的出生地──羅家巷村，全村都是教友。我們在秦嶼下了船，善良的教友送來禮品和彌撒獻儀。晚間睡覺，只有棉被，没有被單，一問才知，中國人不用被單，只好入境隨俗了。
教友對外在的禮節形成了狂熱。大家都跑來親吻權戒──顯然這不是中國風俗，不知怎樣親法，有人放在嘴裡，有的用舌頭舐，這種表面敬禮使我不安，必須取消。教外人見此又有何感覺？在成千的老教友的聖堂裡居然没有供聖體，何不把吻戒改成恭敬聖體呢？
（一）集會上海
一九二四年初，我即將主教會議提案分送全國教會首長，並定於五月十五日在上海召開會議。聖座批准的全名是「第一屆中國教務會議」。
到會的有四十二位主教，五位監牧──其中二位是中國籍，苦修會院長，及十三位傳教區代表，此外還有在華的各修會代表及中國神職多名。
在會外大家説著法、英、德、中、西、義各種語言，在會議中只說拉丁文。會外是私人身分，一進會場，只有傳教士身分了。大家一心一德，同一目標，與教宗一起，以宗徒胸懷，向教外傳佈福音。
現在傳教區終於有了共同目標──有了一部傳教法典。一年後革命爆發了，口號是：「中國歸中國人」。會議似有先見之明地通過了類似口號──允許並鼓勵中國人愛國。
感謝上海耶穌會的協助，使得會議能在不受干擾下圓滿完成。也感謝中外官員和上海教友的禮遇和招待。會議中我們婉拒了各界的邀請。大家只參加了上海教友在陸伯鴻的若瑟醫院所設的公宴。我們以徐家匯堂供奉的聖伯拉爾諾為大會主保。六月十二日在徐家匯大堂舉行閉幕禮。（圖見62頁）
一年後上海發生五卅慘案，連年戰爭，如不在一九二四年召開，以後機會難再，這可看出天主上智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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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佘山朝聖
全國會議通過獻中國於聖母，奉獻禮是由我在徐家匯大堂隆重擧行的。大家也希望在佘山聖母朝聖地重行獻禮。
六月十八日我們乘小舟前往。獻縣劉主教主禮，大家齊唱額我略彌撒，唱的有板有眼──誰説主教不會唱經？我們也參觀了天文台。
我下山時想到這樣的朝聖為教友很適當。朝聖在中國起源已久，也非常普遍。教會可把教外人的朝聖取而代之，把那些時尚加以聖化。傳教學有一原則：不求廢除而求革新。朝聖地的建築卻不應歐式，應有本地風格，就像中國名山大川所看到的一樣。（圖見62頁）
我一回到北京，就把會議的文件寄往羅馬。因會議使我精神緊張，便到山海關海灘休息一下，住在永平教區的招待所。（圖見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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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誓死不渝
佘山朝聖時我從南昌樊主教那裡聽到一個故事：
一位傳教士與傳教先生路經江西陶家村，路旁有一個土地公廟，傳教先生見四處無人就把神像打碎後跑掉。村民伺機報復。次年十月，另一傳教士帶了五位教友來陶家村訪問。村民把他們捉住毒打後關進廟裡準備私刑處死他們。念過赦罪經後，有人提議脫逃。傳教士因腳傷走不動，請教友逃命而自己留下。大家不忍心，決定全體留下共生死。夜間人馬趕到，原來是官兵，才化險為夷。樊主教就是這故事的主角。
樊主教於一九三一年去世升天，他在華四十四年，未曾回過國，也從不休息，數次幾乎殉道，堪稱模範傳教士。
（四）雷鳴遠神父的口號
有位住在上海的天津（教外）人，在接待開會教長們的宴會上，極力稱讚天主教會，也提到雷鳴遠神父，説他愛中國人，而中國人也喜歡他。可惜他已去歐洲，希望他能夠回來。
有不少傳教士都承認雷神父德學兼優，卻責怪他的一句話──中國歸中國人。這有什麼不好？難道中國應屬於外國人嗎？這句話對西方國家的政治觀點自然是致命傷，也間接地影響了傳教士的立場。難道傳教士不應對中國主持公道嗎？不該寄予同情嗎？
我們不應搞政治。面對新中國，不是贊成，就是反對，為我來講，毫無懷疑地應和新中國站在一起。當然我們會明智地希望中國不只用口頭，更要以事實保証宗教自由和教會産權。反對雷神父是犯了心理上的錯誤：以為若與中國人站在一起，就好像與別的傳教士分開或對立似的。（圖見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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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傳敎目標
這次上海會議明令傳教任務是向教外人傳佈福音，並準備建立由本籍神職人員所主持之教會。
傳教士為中國而來，但中國並不為傳教士而設。
傳敎士首先該為敎會服務，並不是為修會服務。傳教區不得視為某一修會的私產。修會不是敎會，更非教會中的敎會。
偉大的陸方濟主教創立了巴黎外方傳教會，會規首條規定：培植本籍神職人員和建立本地教會，他也建議羅馬任命道明會士羅文藻為主教。可惜後來該會也被其他修會所同化了。
（一）軍閥割據：基督徒孫逸仙先生倡導民主共和，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一些軍閥互相爭奪已死了的帝國屍體，各省督軍彼此搶掠地盤，其中不少出身綠林。
當某一軍閥戰敗後，散兵失去指揮及補給，於是就到處去搶劫。善良的百姓和教會忍受著他們的暴行。這和羅馬帝國的傾倒時期，頗有相似之處。人們只提到這一二百萬土匪之暴行，但不可漠視四億四千多萬的犧牲者和愛好和平的中國善良百姓。
（二）共產主義：民族自覺漸起，民衆厭棄内戰。一九二六年北伐成功，一年後，國民革命的領導人物蔣中正統一了中國，得到青年人的擁護。豈知他又腹背受敵，一為共黨，一為日本。
中國近五十年來是一部國恥的歷史，列强予取予求，而蘇聯為了拉攏中國，放棄對中國之特權，也放棄庚子年賠款，以協助中國學校，又在中國建立了第一個大使館，頗得失意人、失業人及窮苦人好感。於是唯物共産主義狡滑地進入中國人的愛國主義中。蔣中正發覺這危機後，立即與共黨斷絕關係。他是一位虔誠基督教徒，對天主教也非常尊重。看來，他在中國的基督教會中是一顆新生命的優良酵母。
不幸地，正在統一和反共的緊張時刻，日本又發動侵略，屋漏又逢連夜雨。
各地斷斷續續有反宗教運動，反對教會傳教和辦教育。聲勢之浩大，長沙翁主教甚至擔心會不會重演拳匪之亂！他們反宗教的理由是：帝國主義以傳教為藉口，來到中國把武器賣給軍閥作亂，因此打倒帝國主義之前，要先打倒基督宗教。
他們對教會辦的學校，尤其外國人辦的學校有不少顧忌，深怕帝國主義思想侵入校園。
我認為，根本解決之道就是成立中國本籍教會，把教會和列强的界限劃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