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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在羅馬服務(一九三三-一九五八)

  • 零落孤葉

「零落孤葉」是我繼「殘葉」和「在中國耕耘」之後的第三本書。顯然我的這些回憶,大都與我在中國那段時期有關。回顧往事,仍有助於更清楚地明瞭那些傳教問題。這是一個長久存在而又很現實的問題,需要加以徹底的研究。這些思想,是我對那些偉大的通喻—「夫至大」、「教會事件」、「傳佈福音」的研究心得,以及我個人的實際經驗成果。關於傳信部浩大的活動,只偶爾提些公開的事件,其他避而不談。(編者按:傳信部檔案近期內不可能也不允許公開,因此只得留下一些空白,期待後人補充了。本篇選自零落孤葉。)

一九三三年

  • 退而不休

在我養病的那些悠閒的日子裡,研究傳教學和藝術,成為我的煩惱,也是我的樂趣。

西方世界在短短三百年中,迅速皈依了基督。我們今天與當年情況相比,實有天淵之別。

我們的傳教事業,卻受到西班牙、葡萄牙兩國殖民政策的帝國主義影響。加上政府給與的保護,在當地居民眼中,消減了我們最純潔的宗教光采。必須拿出使徒般的勇氣,檢討我們的傳教方法。

昨日蒙教宗碧岳十一世召見,垂詢中國傳教工作情況,他對傳教士們的苦痛和希望,表示非常關切。我很榮幸地向教宗報告,無論中外司鐸,都很敬愛教宗,也都富有使徒精神。所有修士都嚮往羅馬,也都很喜歡讀書和工作。

我認為,在中國的傳教事業,從未有過像今天這樣良好的時機。中國將會改變。傳教士們,即使要付出自己血汗,也不可停止工作,應使中國跟著基督改變而「得救」,不應成為假基督—共黨的奴隸而「淪亡」。

  • 認識中國人

我想,一個中國人,在毫不動容的外貌下,很會掩飾自己的情感。由於所受的教育和他原來的性格,本已很有禮貌,在與外國人交往時,自然會更客氣。可是在他的心裡,卻持有自主的思想和深藏不露的猜疑。

曾有人對我說,中國人沒有知恩心。我認為這話絕對錯誤。應徹底修正。對於這個人口眾多的民族,我寧願想他們好,也不願想他們壞。若要人感激,須先好好對待他,首先要尊重他的人格。聖方濟薩威在上川島被眾人所遺棄,連他自己同胞葡萄牙人也都離開了他,只有一個中國僕人,在那間草屋裡服事他,為他求援,後來也安葬了他。我發覺中國人有很細膩的感情和知恩心。

  • 忠言逆耳

一位曾在外國留學的中國外交官對我說:「基督宣講謙遜、寬恕、輕視財物,而我們卻看到傳教士強迫中國官員屈服。他們一旦受到委屈,馬上要求報復。一旦教士被害或教產受損,就要求賠償—有時竟會獅子大開口。試問,這樣的宗教除了儀式之外,所剩無幾。而宗教儀式,我們自己也有,何必改信基督?」

的確,他的話有些出入,不過也給了我們忠告。我們除了宣講基督之外,在日常生活中—包括社會、經濟、政治等各層次都該注意實行基督的聖訓和精神。如果公教不推動一種合乎正義和人道的社會經濟體系,那麼無神唯物的共黨就會取而代之。目前正是面臨抉擇的時刻。

有一個日本人對我說:「我在五十年之內學會了所有的西方的科學知識,包括造船、開礦、建築、企業、電機、醫學、哲學。唯獨西方的宗教,不能讓我們插手,這是什麼宗教,怎麼這樣困難?我們既無力來處理這樣的宗教,我們是否還能接受他呢?」

印度人往往向傳教士提出疑問:「基督是個東方人,你們卻把祂當作是一個歐洲的神──外國的神,這宗教把一切,包括藝術、儀式、教育,和宣傳方法都歐化了。加入這個宗教,會迫使我們從自己的本土上連根拔起,使我們連在自己祖國裡,也變成了外國人。」

  • 在愛德中保持真理

在米蘭公教大學讀書的張神父寫信給我說,看到一篇題名為「綏遠監牧區的居民」的文章,感到很難過,因為那篇文章把綏遠人描寫成一個尚未開化的民族,生活在物質和道德低落情況中。

的確,有人在宣傳中國人的黑暗面。若因一些搶劫或殘暴行為就把中國人描寫成具有為非作歹的天性,縱然作者無意,也有失公道。其實中國人,絕大多數本性善良、勤勞、聰明、儉樸、誠實、好客、有禮,他們卻成為殘暴的犧牲品,這些都是革命動亂而造成的後果。

我們不能把中國人與那些受基督影響已有兩千年之久的基督信徒相提並論,照理應與歐洲的外教人相比。中國人要比他們早開化。中國人更講人道,從未有過正式有組織的殘暴行動。絕無像羅馬鬥獸場那種「笑聽臨終的悲泣,激賞死者的武藝,戲看肢體的撕裂,滿足殘忍的刺激」的悽慘畫面。

當然也有一些作者挺身而出,說了一些公道話。我希望天主教的刊物,應小心避免一切聳人聽聞的報導。誰若願意使人認識和愛慕基督,首先應具備愛真理的愛德。

  • 弱國無外交

當歐美自顧不暇時,日本帝國乘虛霸佔了東北。不幸的中國正在保護自己祖國之際;日本軍閥卻說他們「挑釁」,西方報章卻不發一言,因此更助紂為虐。

墨索里尼最近感慨地說:弱國在和平時被人孤立,在戰爭時被人蹂躪。這話在中國尤為顯著。中國因為貧窮無力,明明有理,硬被說成無理。政治講自私,但這並不符合基督徒思想──以正義為無上原則。而政治只在對己有利時才秉持正義原則,於己不利時則棄之不顧了。

說長論短

在高尚的傳教區的花園裡,有時也會生出竊竊私語這種惡草,勤勉謹慎的園丁,應負責去蕪存菁。聖保祿早已提醒我們:「一切毒辣、怨恨、忿怒、爭吵、毀謗,以及一切邪惡,都要從你們中除掉;彼此相待要良善、仁慈、互相寬恕……」(厄四31-32)

神父們互相見面,討論自己的事務和傳教的問題,是件好事,但切忌蜚短流長,及無益的閒聊。光陰是寶貴的,應該工作、工作、工作。要像保祿所說的「把握時機」,善用光陰來讀書和工作。中國人喜歡這樣的神父,相反地,他們遠離那些好批評的教士。

  • 東西合璧

有人以為到中、日和印度去傳教,和到非洲及南美去傳教差不多。這是很大的錯誤。因為中國、日本和印度早已有文雅的生活習慣和高深的學術思想。因此他們的文化應受到尊重才能順利傳佈福音。

顧維鈞在國際會議中表示,中國所需要的傳教士,應了解我們,知道我們的需要,不可傷害我們的尊嚴。

泰戈爾認為:「等到我們在印度,能把西方文化中所有的那些永恆的東西,吸收在我們的生活中,而予以同化,這時才能使雙方融洽。我相信,東西雙方真能結合在一起。沒有一個民族,可以脫離別的民族而獨自生存的。」

  • 鄔爾邦學院(大學)

我和弟弟自費到羅馬讀書,只為求得學識,毫無追求功名念頭,卻也受到不少阻力和誤會。等我到中國後,曾作過一次廣泛的調查,想找些到羅馬深造的修士,結果很不理想,直到本籍教區成立後,為了建立教會,需才孔亟,才逐漸打開通往羅馬之門,尤其本籍主教,都願派人去羅馬。就這樣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現已超過四十多位修士。(編者按:于斌、羅光、杜寶縉、趙雲崑等教授曾先後任教。)

  • 北平教區

北平有四座本堂,即:北堂、西堂、南堂和東堂。北堂是主教座堂,四週有主教公署、修院、印刷廠和本堂辦事處。所有教堂都是西式,缺乏藝術美,與北平城內的華麗而高貴的建築,形成很不和諧的對照。

公元一七七三年,耶穌會被解散後,法籍的遣使會士,接收了耶穌會在北平的所有事業──包括一座藏書豐富的圖書館。而耶穌會只留下了城牆上的渾天儀、柵欄及正福寺的墓地。

目前北堂的一大片土地,是滿清被迫讓出的,以換取原在皇城內御花園旁的老北堂。新堂奠基時,法公使宣佈:「是法國放下這基石,誰若敢動它,就要倒楣了!」(圖見217頁

一九○○零年,拳匪圍困北堂,傳教士和法義兩國海軍,曾在北堂慷慨犧牲,英勇地執行救護和保衛教友難民的工作。

在鎮壓拳匪時,北京全城聽由外國軍隊任意處置:拳匪和他們的友人被殺,他們的家也被搶。樊國梁主教讓人乘機擄掠銀兩和一拳匪之友──某親王府裡的藝術品。趙懷義和程有猷兩位主教對我說,當時他們還是小修士,也參加了擄掠的行列。我說出這事實,並非算舊賬。只是想提醒未來的傳教士,不能不知道這有明文紀載的事實,這是一件迷失人性而令人痛心的事件。

北平教區享有法國保教權。中國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閉口不語,可是並不比歐洲人笨,他們視北堂為法租界。把天主教稱為法國教。政府官員把主教看做法國官員。

此外,北平教區有不少捐獻,租金及拳匪賠款,不免過份誇大了它的財富,而使教區蒙上惡名,使人誤以為,傳教士來華,是為謀求政治和經濟的利益,而不是為了宣傳宗教信仰。

傳教士的學問、品德和傳教熱忱都是首屈一指的。可惜他們把傳教熱忱與對法國的愛國心混為一談。林懋德主教希望教外人歸化的心願,是眾所週知的,可惜方法上不大正確。他利用政府的賠款,使更多的窮人皈依聖教,這樣可把取之於中國的錢,還之於中國。雖然有許多人這樣入了教,後來中途有人卻變了節。當然也有不少忠貞不貳的。因此北平教區能先後分出幾個新教區,林主教功不可沒。

不過林主教缺乏時代觀念,對教育問題不太熱衷,只開辦了一些中小學,卻封殺了耶穌會在北平創辦大學的計畫。相對的,基督教卻能把握時機,創辦了大學,滿足了渴求新知的青年需要,因而頗有收穫。

北平教區的教友大部分是在鄉間,而在城內的百萬居民中,只有千名教友。利瑪竇時代的那些有聲望的教友,似乎沒有留下踪跡。稍有學問的教友,怕被人指為外國人的工具而隱退。輔大發起人,學者英斂之不到北堂去,那裡的傳教士對他沒有好感,他也沒聽過講道者稱讚中國人的愛國精神。

一三○○年蒙高味諾主教和幾位方濟會士,無需外力資助,竟使十萬人領洗。六百年後的北平,人力、財力、組織均屬完善,城內皈依者卻寥寥無幾,反倒要靠金錢使鄉下窮人進教,原因何在?領洗等於廢棄自己的祖國,承認自己是外國人的奴隸,教外人把中國本堂神父看做外國人手下的僱員而已。

假如當初孟振生主教,在一八五○所提出的擢升一位本籍主教的建議被採納的話,今天的北平情況可能會完全改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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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人的宗教思想

胡適認為:「中國人有高度的宗教熱誠,甚至有時達到狂熱程度,有些和尚尼姑,自願活活燒死,作為對菩薩至高的奉獻。尤其中國哲學,與不同時代的宗教發展,常有密切的關係……」。

利瑪竇也說過:「中國人仍有敬神的傾向;從古代開始,已經遵照自然律,遠比歐洲人還要好。而且中國人自古就很少崇拜偶像,他們只拜天地,以及天地的主宰。即使崇拜偶像的人,也會兼顧道德和善行;這要比崇拜偶像的埃及人、希臘人和羅馬人的道德水準高出很多了。」

中國人以孔子的人生哲學為典範,不會為了一些精神問題而激動,是個不喜玄秘,只講實際的民族。不過,在中國人的內心深處,熟睡著一個富有精神力量的世界,正如中國殉道者英勇壯烈的事蹟所印證的。

中國人眼看廟宇被人摧毀而無動於衷,表示佛教或道教早已在他們心靈裡消逝了。不過,他們是能夠振作奮發的。我們有很好的機會喚醒這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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